中亚安全形势的变化及其影响

2014年以来,中亚安全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塔利班频频越境袭扰,"伊斯兰国"不断向中亚渗透,加之跨境贩毒的有增无减使得中亚面临的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中亚安全形势变化的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其中既有美国对中东和阿富汗政策调整的因素,也有中亚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军事体制转型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反应,此外还与中亚地区复杂的历史和民族问题有关。中亚安全形势的变化不仅迟滞了中亚国家的社会政治转型进程,还对参与该地区博弈的俄美欧等大国,尤其是对俄罗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及即将实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也带来了较大的挑战。虽然目前中亚安全形势总体上仍在可控范围,但是中亚安全问题解决的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中短期内中亚的安全形势难以大幅改观。未来,我们必须要从多边、双边和个人等多个层面入手,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中亚安全问题对中国的威胁。     

金融全球化、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国际金融安全*——基于信息科技革命的视角JP〗*

从本质上说,金融业是一种“信息密集性”或“信息敏感性”产业,对于金融全球化而言,信息技术进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信息科技革命引领和推动下,互联网与金融业相互融合,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金融全球化浪潮。当代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对国际金融安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一轮大规模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体系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新的国际金融格局与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之间的均衡逐渐被打破,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越来越难以适应信息科技革命条件下金融全球化发展和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的要求。为更好地适应当代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建立新的国际金融公共秩序,更好地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的需要,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契机,国际社会揭开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大幕。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处于大变动和寻求新均衡的背景下,中国应抓住有利时机,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坚持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责任、权力相一致和平衡的原则,倡导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加强互联网的运用,为维护国际金融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和平不是必然:对当前国际安全与战争问题的战略反思

2015年是人类空前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二战的破坏可谓空前,但其是否绝后,却还有待观察与思考。正如我们可以把战争分为"热战"与"冷战"一样,和平同样也可分为"冷和平"(假和平)与"真和平"。"冷和平"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国际关系状态,"冷和平"容易给人以和平的假象,以为和平就是必然的,战争离我们很远,从而使得某些中小国家容易"任性",大国容易缺乏包容,低端政治问题容易"越位",这反而容易酿成真正的大危机与大危险。近期西方战略学者发出的"基辛格之忧"与"哈斯之问"也反映了对"冷和平"的忧虑。国际社会如果对"冷和平"状态认识不够、处置不当,则有可能导致国际战争的再现与和平的终结。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结合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大国博弈的背景,对国际安全与战争问题做战略思考,可以发现:从历史维度来看,人们对国际战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从现实维度来看,当前中小国家"任性"乱为,大国博弈暗流涌动,"冷和平"状态令人担忧;从未来维度来看,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的大国关系因素,也是中国对国际战争问题进行战略思考与未来展望时所无法回避的。中国要妥善谨慎地处理好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未来爱好和平的中国将会成为遏制国际战争的重要力量。     

东亚安全形势与日本安保政策调整

东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日本刻意渲染东亚威胁特别是"中国威胁",迎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安保政策进行战后以来的大幅调整。主要内容包括重构国家安保顶层设计;调整防卫理念,增强自主防卫力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步步解禁集体自卫权,颠覆战后专守防卫政策;调整对外安保关系,加强日美安保同盟,构筑地区多层安保框架等。日本安保政策的调整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在重塑与加强自身防卫的同时,打造出战后以来日本最具危险性的政军体制,使日本成为东亚安全中突出的不稳定因素。其次,不利于中日安全互信的建立,复杂和恶化了中日关系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使东亚本就存在的安全困境更为恶化。最后,使日美同盟从防御/威慑的内向型同盟转变为威慑/进攻的外向型同盟。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在加强美国对东亚安全事务干涉与掌控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日本的自主性与主导性,日本不正常的"国家正常化"又前进了一步,最终将破坏日美同盟及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     

中美关系新阶段中的战略“失语”与战略稳定探索

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从国际体系内的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外的相对较弱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强国与崛起强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导致中美关系告别了过去四十余年的"接触—融入"战略框架。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两国需要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新的战略稳定框架,以确保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迄今尚未能形成可以为两国关系实践提供战略指导的新框架与新论述。美国方面出现了以亚太政策代替中国政策等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也未能获得美方很好地理解与接受。因此,过去几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缺乏宏观战略共识指引的新时期。这是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面、消极面日益凸显的重要原因。让人鼓舞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危机管控、全球议题合作等领域,正在以逐案处理的方式,为两国摸索新的利益边界。这种探索或许能够导致中美两国形成新的稳定框架,其产生的"正能量"与中美结构性矛盾自然产生的"负能量"之间的"竞赛"将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的移动方向。不过,两国领导人的这种尝试未来也将面临美国政治周期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